编按：对于意识到资本主义为人们带来了巨大伤害的左翼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终将迎来终结，而共产主义将会成为取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西方社会在这信息爆炸的十年间，目睹了垄断性科技企业的崛起，这些企业对于内陆地区以经济权力行使政治权力、以领主式的方式剥削用户和工人、并让工作者和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失去希望。对于作者JodiDean而言，资本主义正在不断恶化，并不断显示出新封建主义的特征，而国家政府能否通过强力的干预使人们摆脱“领主们”的控制仍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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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已死》（CAPITALISDEAD）一书中，麦肯锡·沃克问道：如果我们不再处于资本主义中，而是陷入更糟糕的境地，那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挑衅的、“亵渎神明的”且令人深深感到不安，因为它迫使反资本主义者去直面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未被承认的依恋。共产主义本应紧随资本主义到来，但现在却尚未实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仍处在资本主义中？这一未经质疑的假设阻碍了进一步的政治分析。如果我们拒绝严格的历史决定论，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思考资本主义异化出不同性质的可能性。沃克的问题引发了一个思维实验：目前哪些倾向表明了资本主义正在变为更加糟糕的存在？
在过去十年间，“新封建主义”已经出现，它与极端的不平等、普遍的不稳定、垄断权力的巨头以及国家层面的变化等趋势息息相关。保守派地理学家乔尔·科特金（JoelKotkin）借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Cowen）的全球自动化经济会带来永久的极端不平等这一观点，设想了美国发展出大规模农奴制度的未来。没有财产的下层阶级将通过从事诸如私人助理、培训师、儿童保育员、厨师、清洁工等职业，满足高收入者的需求而生存下来。避免这种新封建主义噩梦的唯一方法是开放补贴和解除对高就业率行业的管制——正是建筑业、房地产业；石油、天然气和汽车；和综合农业企业的影响让劳动者拥有郊区的房子和开放的道路。不同于农奴制的幽灵干扰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对社会主义的攻击，科特金将敌人置于资本主义内部。高科技、金融业和全球化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相较于混乱的工业资本主义，它在某些方面更类似于封建结构，对流动性造成了无法消除的障碍。”在这个自由意志主义者兼保守主义者的想象中，封建主义占据了原先由共产主义占据的敌人位置。对于中央集中化和私有财产的威胁是不变的意识形态要素。
尽管并不认同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者对于化石燃料和郊区生活的喜爱，许多技术批评家也同样对技术在当代封建化中起到的作用表示警惕。早在年，科技大师杰伦·拉尼尔（JaronLanier）就在他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你不是个玩意儿》（YouAreNotaGadget）中观察到了农民和互联网霸主的出现。随着少数高科技公司变得更加富有和具有剥削性，这一情况日益突出：互联网公司所有者利用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和用户的免费劳动，成为了亿万富翁；同时，城市通过给予公司减税来吸引大量的劳动力。苹果、Facebook、微软、亚马逊和Alphabet（Google的母公司名称）加起来的价值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除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外）。这些科技巨头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超过了大多数的主权国家，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Morozov）将他们的统治地位描述为“封建主义的超现代形式”。
Albert-LaszloBarabasi在他对复杂网络结构的分析中解释了建立新封建主义的过程，即以自由选择、成长和优先依附为特征的网络世界。在这些网络中，人们自愿做出联系或选择。网站的链接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人们喜欢某样东西是因为其他人喜欢它（例如，网飞Netflix的推荐系统就依赖于这个假设）。复杂网络中的链接分配遵循幂定律，最受欢迎的项目的点击通常是第二受欢迎的项目的两倍，后者的点击是第三受欢迎的项目的两倍；依此类推，直到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异，分布在曲线的尾部。这种“赢者通吃”的效应分布体现了幂律形状，头部和尾部的差异极其之大，其分布的形状不是钟形曲线，而是一条长尾——好比一些亿万富翁以及十亿岌岌可危的工人。复杂网络的结构吸引了人们的参与：网络中的项目越多，高层的回报就越大。复杂网络同时引发了对注意力、资源、金钱、工作——任何给定的网络形式的竞争，并让你专注在其中。而自由选择、成长和优先依附的结果就是等级制度和权力法则，即顶层的人比底层的人拥有多得多的财富。
幂律分布并非不可避免的，但这需要政治意愿和制度力量来实施干预。然而，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努力创造有利于自由选择、增长和优惠的条件。奎因·斯洛波迪安（QuinnSlobodian）的《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和新自由主义的诞生》（Globalists：TheEndofEmpireandTheBirthofNeoliberalism）记录了为促进全球贸易而削弱民族国家对经济控制权的新自由主义战略。
由于全球新近殖民的南方国家有组织地要求赔偿、夺回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建立稳定的商品价格和对跨国公司实施管制，新自由主义者曾在年代试图“绕过国家政府的权威”建立新的规则。他们主张采用多层次的监管方式和竞争性的联邦制,让政府受到资本而非民主的控制。新自由主义研究者汉斯·威尔格罗特表示：新的竞争性联邦制要求国家“在联邦结构中向下分享主权，并在一个国际法律共同体中向上约束自己。”
阿尔贝娜·阿兹曼诺娃（AlbenaAzmanova）的《边缘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onEdge）并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