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曾志（左一）抱着小女儿亮亮在延安。（资料图片）
陕甘宁边区保育院。（资料图片）
年，杨顺清和陶斯亮（陶铸、曾志的女儿）的合影。（资料图片）
年，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的一场讽刺画展上，一幅名为《娜拉又回到家庭》的画作让在场的革命女性有点心痛。她们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来到延安，但在艰苦的革命年代成为妻子和母亲后，生育保育成为她们绕不过的隐痛。
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有一个很特别的儿童保育会，这个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最早成立、持续时间最长的抗战团体，在8年中保育、教养了近3万名儿童，成为当时最有成效的儿童保育团体。而其中的延安保育系统尤其是“马背摇篮”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更是让人感慨先辈们曾经的付出。
革命年代极其艰苦
行军中忍痛将孩子送养
年2月，暂居福州的红军女战士曾志因没钱住院，在家里靠一个手艺粗糙的接生婆，生下了儿子春华。春华是曾志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孩子因行军和“工作需要”，出生没多久就送了人。这一次，曾志依旧没有能力留下孩子，忍痛在春华出生第13天，将他送给了一个当地人。年，曾志前往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她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小女儿陶斯亮。革命战争年代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曾志产后发生危险，医院仅有的两支止血针和冷毛巾贴敷才转危为安。
曾志的经历，在延安的女同志中并不罕见。延安历史资深研究者、复旦大学教授朱鸿召研究发现，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逃离旧家庭，投身革命队伍，“在磨炼出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女性飒爽英姿的同时，又承载着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与苦痛。”很多革命女青年因革命形势所迫，在抚育孩子上做出了巨大牺牲。在革命和养育两难时，将孩子送给当地人成为常态。革命女性石澜肝肠寸断地把孩子递给陌生人时，还晕倒在了这家人的门口。
延安《解放日报》妇女节专刊曾以整版篇幅对延安一段时间内的妇女问题做了披露和总结。女作家曾克在《救救母亲》一文中指出革命女青年孕育时遭遇的困境，并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