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军对重庆长达5年的轰炸,看普通 [复制链接]

年，上海被日*占领，当时有很多人逃离上海奔赴内地。其中，有一名居住在上海的年青作家叫靳以，他也同样从沦陷区的“孤岛”，奔向那人人想往的抗战大后方重庆。

解放以后，靳以的女儿章洁思时常回忆起当年的岁月，她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父亲从上海到重庆竟走了几个月时间，且一路上历经无法想象的凶险。当父亲从夏走到冬，终于站在重庆朝天门的码头上，人早已形如乞丐，全身上下只剩下薄薄的夏装。

靳以来到重庆以后，他直接进入已经内迁重庆的自己母校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当时的全体师生均满怀着为抗日献身的热情，靳以在小说里这样描述自己初登讲台时的情形，写道：

我挺直腰板、目视前方，眼前那一张张无邪纯真的脸，用渴望的眼神凝视着我，仿佛我们融为了一体。我承认，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勇气，也得到了多年以来从没有过的慰籍，在我人生中算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渺小的个体融入到集体当中与大家合为一体。

而这个时期的北平，同样很多的工厂、学校以及各界人士都选择了南迁，还在读中学的聂宝璋，忽然发现自己念高3的哥哥及读辅仁大学的叔叔，相继离开了沦陷的北京城去了重庆。没过多久，中学毕业的聂宝璋考上了天津工商学院，他后来回忆道：

到了大二的时候，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一个个消失了，一段时间过后，同学们才知道，这些人大都去了“大后方”。当时，这还成了校园里的一个时尚，每一个没走的同学都在扪心自问，“大家都走了，我该怎么办？”

年，“华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府就开始投入大量财力将大西南作为抗日阵营的大后方来建设。

到了年的时候，整个重庆已新增店铺、字号余家，各种厂矿企业几百家，就连城区内的公共汽车，也从早期的3辆增至73辆，主要交通工具人力*包车更是增至数千辆。

当年，就任重庆教育局的任克这样回忆道：当时，重庆城区交通工具种类繁多，有汽车、马车和人力*包车，当时，高官、富豪们坐汽车，社会名流、知名人士坐马车，而一些中产阶级选择人力车。就连我的上司局长配的交通工具，也是一辆经过装修的人力车。

在抗战全面打响的时候，战区内的大量企事业单位和难民内迁重庆，导致整个四川人口暴增，也相应带来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家填饱肚子问题。据记载，整个四川地区，重庆作为国民*府战时陪都，人口接近50万人。成都作为四川省会，人口有35万人。

这样一来，两大都市就发生了粮食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在日机不断地轰炸下，粮食烧毁严重，另一方面则是运销渠道因轰炸而受阻，再加上需求大增，粮食又供应不足，就导致粮价疯狂上涨，不但影响了四川全局，更关乎中国抗战的前途和命运。

为了平抑粮价，安抚民众，国民*府委任实业家卢作孚为粮食局局长。卢局长上任伊始，对粮食进行了全面调研，制定了凡有余粮担以上者，没收封存由当地*府处理。另外，限期农户卖出余粮，打击囤粮，奖励粮食运输企业。最终，使粮价得到一定的缓解。

据任克曾经回忆说：当年，我在教育局的工资是多块，那个时候，到饭店吃一顿饭要花上十几块钱，所以我很少下馆子，除非别人请客。生活虽然清贫一些，但还是能吃饱饭。实际上，真正贵的东西是药品，基本上有价无市，如果生病只能自己扛过去。

比起在教育局上班的任克，作为一名律师的谢铸陈，对大后方重庆的生活十分满意。当年，上海沦陷以后，南京也岌岌可危，于是，谢铸陈就从南京辗转来到了重庆，他刚一下船，就赶上日本飞机无差别轰炸，他只能随着人群被疏散到郊区仁厚场居住。

事后，他回忆道：在四川乡下村民们一听说你是律师，大家非常热情和客气，当事人有请托的时候，都是手里拿着礼品，有人拿了一双老母鸡，有人提着一包糖果，总之没人会空手而来，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不像在城市里面，完全是公事公办的利益至上。

虽然处于战争年代，但重庆的娱乐生活，依然是歌舞升平、有声有色。其实，在国民*府迁都之前，重庆早已名流云集、群星荟萃，这些人把上海和南京的奢华潮流带到了大后方。当时，重庆歌舞厅生意火爆，如雨后春笋一家接一家，像知名的“扬子江”、“凯歌归”等。

年，国民*府为了整肃奢靡之风，在重庆范围内颁布了“禁舞令”，全力推进“新生活运动”。

当年，蒋介石还拿日本人用冷水洗脸、吃冷饭的例子，来鞭策全体中国人民，并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这样说道：

我如今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让广大民众的生活完全*事化，养成一种随时能够跟敌人战斗，哪怕是为国捐躯。而*事化，概括为要整齐、简单、清洁、朴素，每个人均应做到，这才合乎礼义廉耻，适应现代社会，配当一个合格的公民。

为此，重庆*府还举办了多场新生活运动会，组织各界人士为抗战捐款、捐物。另外，还在重庆城内的大、中学校组织了名同学，成立了42支歌咏宣传队，专门跑到*营等地大唱抗日歌曲，欢送那些出川奔赴各大战场，参加抗日的各级将士们。

随着中日战争的不断深入，将近0余万难民为躲避战争，而涌入四川境内。其中，包括有儿童万人，为此，宋氏姐妹四处奔走联系*府民*官员的夫人们，创建了“妇女儿童救济总会”。另外，宋美龄还兼任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理事长。

当年，这所儿童保育会总共收养了多名战争遗孤，其中，有一名叫崔遇宪的儿童，因为自己的父母在抗日前线不幸阵亡，就被送到了儿童保育会。到了晚年的崔遇宪，还依稀记得当年保育院的场景，他道：

当时，我被警察护送到一家名叫唐家沱的保育院，由于没人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清楚，阿姨就给我取名为“遇宪”，并通过我的身高、面相，在出生日期一栏上写了年。从此，这就成了我日后的出生证明，但我真不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大？

此外，当时蒋介石夫妇就住在重庆南郊的*山官邸，这里林木参天、幽静安祥，难得一处隐蔽之地。有一次，蒋介石正在官邸会客，日本飞机呼啸而来，竟有一枚炸弹落在了他下榻的“云岫楼”，2名护卫被炸身亡，蒋介石因藏入防空洞才幸免躲过一劫。

从年开始，日*对重庆实施了长达5年的大范围战略轰炸，当时的中国防空能力形同虚设，十分落后，甚至预警防空都要靠人工站在高地之处，用传统的望远镜来监测。

当年，作为美国援建的中国空*成员之一的龙启明，讲述了那一段的艰苦岁月，他说：当时中国的防空警报系统没有什么电讯设备，都是用彩旗，警报一响要先看彩旗，地面指挥部根据彩旗的变化，来下达相应的防御措施。其中，示警彩旗的功能如下：

当监测人员升起1面红旗时，代表着预警信号；

当监测人员升起2面红旗时，代表日机已抵达城市上空；

当监测人员升起3面红旗时，则表示日机开始投弹；

年5月3日，这一天是重庆居民李朝荣一生难忘的日子，日机已经连续2天轰炸重庆，城内一片凄惨场面。当时，李朝荣就住在重庆十八梯一带，那一年他才年仅12周岁。

到了晚年的李朝荣，时常回忆起那一段悲惨的岁月，他说：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父亲正挑了一担水走在十八梯的小巷子里，而我母亲也在当铺里缝补衣裳。当时，我在家刚刚煮好饭，正等着爸妈和在外面戏耍的弟弟，回来一起吃饭。

突然飞机开始轰炸，父亲急忙撂下水桶，呼喊着母亲赶快往家里跑，我这时正站在大门口，大声叫着弟弟的名字。不一会儿，父母冲进屋里像平时躲轰炸一样，把饭桌迅速抬到卧室里，然后把家里的所有棉被铺在桌面上，母亲急切地询问弟弟哪去了？

我急忙冲出院子去寻弟弟，并下意识回了一下头，看见父母正钻入桌子下面，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父母一面，我永远无法忘记，在我冲出院门两三米的一刹那，只听身后一声巨响，地面一抖，一股超强的热浪从后方涌来，我便两眼一黑，失去了意识。

醒来后的李朝荣，医院，他的父母、弟弟及多名重庆市民全在轰炸中身亡。在医院里，他目睹了一个个惨状，有一个3岁大的小女孩，救援队将其送来时浑身是血，护士给她救治时，她睁大了眼睛，一会就合上了眼睛。临死前，她把小手放进了嘴里。

英国人米歇尔曾跟随国际红十字会来华援助，他也目睹了重庆那惊*动魄的一幕，他每一次回忆起当年那段经历，依然心有余悸，他说：日本飞机载满弹药呼啸而来，对整个重庆城区展开无差别轰炸，遭到日机空袭后的重庆市区，顷刻之间变成一片废墟。

据史料显示，当年蒋介石躲在防空避难所里，遥望着火海中的重庆，他无不感慨地说道：单凭一腔热忱和血肉之躯，去跟日寇高强度的炮火相抗衡，且持续3年有余，除我中华民族外，还有谁能比拟之。

请记住，请每一个人永远记住，在那断垣残壁里埋藏着我们无数同胞的生命，他们皆死于倭寇的暴行之中。从此刻起，我们清楚倭寇不仅仅要灭我们的国，还要灭我们的种。可是，我们作为炎*子孙，永远不会屈服于霸权，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以牙还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