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消息，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生育*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消息一经发布，旋即引发舆论热议。
伴随近年来全球性的低生育率现状，各个国家都曾提出过不同的*策解决方案。其中，如何改善生育配套*策、如何解决公共资源问题、如何消除用人单位对职场女性的用人歧视等问题是关键。
在当下西方社会中，有三分之二的妈妈们走出家门从事有偿劳动。如何分配经济生产的责任和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育儿责任，是几乎每一位妈妈都必须面对的当代难题。那么，那些居住在对工作—家庭冲突和性别不平等提出了不同*策解决方案的国家的职场妈妈们，每天究竟要经历些什么？她们能否享受带薪育儿假、负担得起儿童保健和全民医疗保健、兼职或者弹性工作制呢？
美国社会学家凯特琳·柯林斯调查了欧洲和美国的女性在现有*策下对于母职和就业的感受和经历，写就了《职场妈妈生存报告》。她采访了位中产阶级职场妈妈，发现妈妈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女性想要感受到自己能够相对平等地兼顾有偿工作和育儿职责，且不会因此使自己在家或职场处于弱势地位。”
本文节选自《职场妈妈生存报告》，编者有删改。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凯特琳·柯林斯著，汪洋周长天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1月版。
原作者丨[美]凯特琳·柯林斯
摘编丨镜陶
职场妈妈比爸爸更少有机会享受家庭*策
美国从国家层面没有支持育儿的工作—家庭*策，没有全民医疗保健，没有全民社会保险，没有最低收入保障，没有带薪育儿假，没有儿童保育补助，没有对带薪假和病假的最低标准。各个城市和州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要在联邦*策基础上提供更为慷慨的补助，但这也意味着只有在那些更大、更富裕、思想更先进的地区工作才有可能享受更多福利。比如，目前能够为员工提供带薪育儿假的只有四个州—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罗德岛。
唯一一条联邦*府制定的休假*策是年的《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萨曼莎正是利用了这条法案才在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后休了假。该法案允许符合资格的员工为照顾刚出生的婴儿或刚领养的儿童，为照顾病重的家人，或本人为从重病中恢复，而申请至多12周受工作保护的无薪假。《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只适用于员工人数超过50人的企业，且员工必须至少工作满12个月或最低小时才符合申请资格。休假之后，员工仍确保拥有一份工作，但不一定是他们原本的工作。受这些规则限制，只有大约62%有工作的美国人符合资格。白领职工相比低收入的工人，可享受此项福利的人数更多。此外，并没有很多人会切实使用无薪假，因为他们承受不起一段时间没有薪水。正如我在本书的前言中列出过的，在美国，高收入群体拥有带薪休假的可能性比低收入群体高出三倍不止。
在美国，无论什么年龄的孩子都不享受儿童保育补助。联邦*府有限的儿童保育机构只面向最低收入的公民子女。低收入家庭的家长必须有工作或参加与工作相关的活动，比如正在接受培训，才能通过儿童保育与发展基金（ChildCareDevelopmentFund）获得儿童保育津贴。没有*府资助的家庭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儿童保育问题。这些家庭会转向大量品质和收费各不相同的托儿机构。一直到年之前，日托机构无论是服务质量、员工或健康标准，都不受任何国家层面的监管，这导致提供保育服务的机构大量涌现。各个州有责任设定和执行最低的健康和卫生标准，比如强制安装烟雾警报器、危险物品必须上锁保存、员工与儿童的比例以及最低入托年龄等。很多托儿项目被免于任何检查，也不需要任何执照，比如那些看护儿童人数很少的机构、由宗教团体组织的项目、非全日的托儿所以及由学校开设的学前班或晚托班。各州关于营养、锻炼、媒体使用以及儿童发展活动的指导方针都不相同。美国缺乏关于儿童保育的标准规范，意味着相比低收入家庭，更富裕的家庭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安全、更高质量的环境。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在儿童成长早期给予更高质量的教育和保育项目会让这些儿童在青少年时期以及成人以后受益无穷。
例如带薪家庭假、儿童保育协助、弹性安排工作日程、远程办公等工作—家庭*策在市场权利更大的员工群体中更为普及。这样的员工更多是男性，他们就职于大型企业和高收入行业。职场妈妈不仅比爸爸更少有机会享受家庭*策，而且更可能因为利用家庭*策而承受经济惩罚。研究这些现象的工作—家庭问题学者普遍认为美国对社会福利采取的自由市场方针已经失败。我们能看到失败的证据：母亲和儿童贫困率高，人员更迭比例高；已育女性就业率时高时低，职工疲惫不堪，工作时间极长。
电视剧《三十而已》（）剧照。
有关幸福感的统计数据也反映了美国的工作—家庭*策方针是失败的。有孩子的家长幸福程度比没有孩子的人群低，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都是如此。但比较为家庭提供更多助力和资源的国家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的国家，有孩子与没有孩子的成人所体验的幸福感的差距会不断缩小。在年一次面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2个成员国的研究中，社会学家珍妮弗·格拉斯（JenniferGlass）、罗宾·西蒙（RobinSimon）以及马修·安德森（MatthewAndersson）发现，美国父母在个人福利方面受到的惩罚是最多的，有子女和无子女人群之间的“幸福落差”是最为巨大的。换言之，美国缺乏支持的大环境意味着生儿育女的人相比其他有工作—家庭*策支持国家的父母要承受更多的税收和精神压力。
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支持工作—家庭*策，包括带薪家庭假、全民学前教育以及加大有关收入平等和工作时长平等的法律的保障力度。较年轻的职工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