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CNN报道，一些美国快递员在疫情期间的工作不得不带上孩子一起。对于纽约宾汉姆顿的单身妈妈阿什莉·文森特(AshleyVincent)来说，她在DoorDash的工作通常需要和7岁的儿子商量。比如，有时候他会说，“我们今晚可以出去，但你只能送六份。”
DoorDash是由三位华裔共同创立的科创企业，成立于年，主营业务是“快速物流跑腿员”。该公司的定位是一家注重物流与技术的公司。他们的快递分发系统能够自我学习，并基于送货员数量、时间点、预计需求等变量来进行调整。
文森特女士本身是一名校车司机，为了增加收入，她从去年秋天开始在快餐外卖公司工作。过去，她靠接送学生参加学校的体育旅行来维持生计，但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这些工作机会都消失了。
她选择DoorDash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需要的话，她可以把儿子(有时还有她14岁的女儿)带去一起送货。这份工作很自由，也不需要她严格遵守时间表。她说，“如果儿子不想出生跑，我不会强迫他，我就会待在家里。”
文森特说，为了缓解儿子在送货时的无聊情绪，她带他去一元店挑选了一些物品，包括一个磁性涂鸦板和一个路标宾果游戏。她说，“我自己创造了一款游戏，至少他现在也认为这是一款游戏。比如，我们会一起猜在某个时间段内，我们能赚多少钱？”她还补充说，她的儿子已经“制定了未来的计划”，他也要成为一名快递员。
这种零工经济起源于大萧条时期，在过去一年里，它已成为文森特这样的员工的救命稻草。文森特表示，在新冠疫情引发经济危机时，如果没有零工经济，她“好几次”都付不起房租。
由于食品快递公司迅速扩张，许多人依赖于将食物和食品杂货送货到家，这样他们就不必自己出门。不过，虽然零工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和灵活的工作时间，但它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可能会引发复杂的权衡关系，对有孩子的父母来说尤其如此。
打零工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独立承包商，通常没有最低时薪等保护措施。因此，员工在任何给定时间的收入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算法处理的订单、客户需求、有多少其他员工在路上，以及客户给多少小费。
对于独自一人和养家糊口的父母来说，一边做零工一边花钱带孩子是一个冒险的*注，因为没有办法确保挣来的钱可以抵消带孩子的费用。再加上大流行，学校和托儿设施断断续续地关闭，打零工的父母几乎没有什么选择。
本周早些时候，对加州的零工杰弗里·方(JeffreyFang)来说，送货上门时把孩子放在车后座成了一场噩梦。他的车被劫，他的两个孩子在车里；几个小时后，车辆和孩子们被发现是安全的。虽然DoorDash并没有规定，员工在负责处理和完成订单时不能让孩子或其他人坐在车里，但方一直因为让孩子坐在车里而受到批评。
“我会接受我车上有孩子的事实，尽管这是有风险的，但我这么做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更严重的是我缺乏选择，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绝望——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方先生告诉CNN商业频道，他做了几年的零工，包括开网约车和送餐。“我们的收入真的很薄弱，努力保持在水面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DoorDash首席执行官TonyXu表示，公司对上述所发生的事情（快递员带孩子一起上班，送快递的车子被劫）感到“震惊”，并“正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作为一名父亲，我只能想象这个事件对方先生和他的家人来说有多可怕，”徐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一直在与他接触，提供全力支持。”该公司表示，大多数快递员使用这项服务来补充收入，超过三分之一的快递员是子女不满18岁的父母。
破碎不堪的儿童保育系统
没办法进行儿童保育（Childcare），或者说缺乏儿童保育，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各个角落的工人面临的核心问题，但方的事件暴露出，在零工经济中，父母的地位特别不稳定。
罗格斯大学(RutgersUniversity)劳动研究副教授丽贝卡·吉万(RebeccaGivan)说，“这种现象揭示了整个体系的缺陷，因为这种零工的报酬很低，托儿所的费用又高得令人咋舌。虽然他们挣的不是最低工资，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只能勉强支付汽车成本和其他任何费用，所以他们需要工作非常多的小时。”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University)城市研究基金会(urbanstudiesfoundation)博士后凯蒂·威尔斯(KatieWells)指出，按需经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年幼子女的父母，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日程安排中打零工。
研究按需服务的社会和经济效应的威尔斯说，“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作场所本应是儿童保育的选择方式之一，却日益成为儿童保育的最后一种形式。”
印第安纳州的布列塔尼·沃伦(BrittanyWarren)告诉CNN商业频道，她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开始做零工的，因为她工作的制造企业暂时关闭了。沃伦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去年12月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她说，她的女儿有时会和她一起为Instacart公司购物和送货。
“有时她会一次离开学校两周，我是被迫带她一起去的。沃伦说，她直到最近才知道，带女儿一起去送货违背了公司的规定，如果没有Instacart，她就没有收入。”
带孩子一起工作有点丢人
与DoorDash公司不同的是，Instacart的指导原则禁止购物者“在平台上提供服务时携带任何没有Instacart购物者账户的人(包括未成年人)”。据Instacart称，该规定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制定的。不管平台是否允许，这些打零工的人表示，他们觉得父母带孩子上班是有点丢人。
纽约的单身父亲罗布·泰勒(RobTaylor)在大流行前为Instacart购物并送货，他说自己经常带着上小学的儿子一起工作。有时，Instacart的店内正式员工，而不是像泰勒那样的兼职人员会问他是不是在为Instacart购物。
泰勒说，“不断地看手机是一种暗示，暗示我不是为自己购物。”他曾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警告他在购物时被看到和一个“未经授权的人”在一起。
他说，“这似乎是一条可以随意改变或破坏的规则，因为你没有主管，你没有可以汇报工作的人。我知道这背后的概念或理由，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是独立的，那我们就是独立的。”
马里兰州的另一位Instacart购物者因为担心账号被停用而要求媒体匿名，她目前唯一的选择是带着她6岁的儿子一起购物。那是去年感恩节的那个星期，她妈妈不能帮忙照看他，所以她不得不带着儿子一起工作。
她说，“那天我得工作，因为我那一周的进度有点落后了。说真的，我只带他出去旅行过一次，那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这真的不容易——他总想到处跑到处玩，看看所有的东西，这让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这位购物者说，她是在因疫情失去了酒保工作后开始依赖Instacart的，她的第二个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在休了几个月的无薪产假后，她计划重新在Instacart工作，她的新生儿也带在身边。她说，“日托费用非常昂贵。尤其是新生儿的保育费用更是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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