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何晞宇
年，在延安*人俱乐部举办的一场讽刺画展上，一幅名为《娜拉又回到家庭》的画作让在场的革命女性心有点痛。她们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来到延安，但在艰苦的革命年代成为妻子和母亲后，生育和养育却成为她们绕不过的隐痛。
就在这个时候，战时儿童保育会诞生了。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最早成立、时间持续最长的抗战团体，在8年中保育、教养了近3万名儿童，成为当时最有成效的儿童保育团体。延续战时儿童保育会传统延安保育系统，更是在战火纷飞中，以强烈责任感，以马背为摇篮，保全了数千儿童的生命，为他们在前线奋战的父母扫除了后顾之忧。
为奔赴战场捍卫祖国
红*女战士忍痛将孩子送养
年2月，暂居福州的红*女战士曾志因没钱住院，在家里靠一个手艺粗糙的接生婆，生下了儿子春华。春华是曾志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孩子因行*和“工作需要”，出生没多久就送了人。这一次，曾志依旧没有能力留下孩子，忍痛在春华出生第13天，将他送给了一个当地人。
6年后，曾志前往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陶斯亮。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曾志产后出现危险，医院仅有的两只止血针和冷毛巾贴敷才转危为安。
曾志的经历，在延安的女同志中并不罕见。延安历史资深研究者、复旦大学教授朱鸿召研究发现，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逃离旧家庭，投身革命队伍，“在磨炼出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女性飒爽英姿的同时，又承载着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与苦痛。”很多革命女青年都一样有母爱之心，但是因形势所迫，在抚育孩子上做出了很多牺牲。
在革命和养育两难时，将孩子送给当地人的事情成为常态。解放战争时期，舒同要上前方，妻子石澜得随行，石澜只能按上级指示将刚出生的孩子送人。当她肝肠寸断的把孩子递给陌生人时，晕倒在这个人的家门口。
年3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的妇女节专刊以整版篇幅，对延安一段时间内的妇女问题做了披露和总结。女作家曾克在当期《救救母亲》一文中指出革命女青年孕育时遭遇的困境，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