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有成熟的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非竞争性选举的影响，它们可以继续努力，进一步鼓励选举竞争。即使在英国也是如此，英国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设置选区和选举边界。在美国，缺乏竞争的选举尤其成问题。美国的选区边界往往由现任政治人物划定，目的是丰满自己的羽翼（从而削弱其政治对手），而不是加强政治进程本身。这种不公正的选区划分意味着政客只需要说服自己政党的忠实支持者，实质上变相剥夺了大量选民的选举权。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自年以来，实际上寻求连任的众议院议员中有93%都获胜了”。例如，在年的个竞争席位中，主要政党之间有19个席位变动。解决办法是改变选举边界，以尽量减少稳保席位的数目。例如，在北卡罗来纳州，争取“公平地图，公平选举”的活动人士正在试图改革其大会的选举版图，以减少“严重的党派分歧，提高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信心”。活动人士支持艾奥瓦州重划选区的模式，该模式通过将党派政治人物排除在有关选举边界的决策之外，确保“重划选区过程不受政治影响”。相反，由公务员组成的无党派机构——立法服务局——在每次人口普查后都会重新划分选区，而不会考虑党派的政治优势。
为改善选举结果，应重新划定选区边界，以鼓励竞争性选举和党派平衡。艾奥瓦州的做法是提高选举参与度和增强选举竞争性的一种方式，其目的应是尽量加强不同政治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我们可以超越艾奥瓦模式，不仅支持政党内部的竞争，而且积极支持政党之间的竞争。竞争激烈的选举有助于促使现任政界人士负起责任，在经济政策和决定的质量上对他们施加压力。这将激励当选官员通过吸引最广泛的选民而非狭隘的利益集团，制定基于共识、满足所有居民需求的优质经济决策。本质上，选举竞争越激烈，现任官员为了争取留任而兑现经济承诺的压力就越大。
政治学上关于选区划分不公与政治两极分化之间关系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虽然看起来党派色彩较弱的选区应该会产生更具竞争性的选举，进而带来更好的经济决策，但很难找到实证，证明选区边界与经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不公正划分选区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议员们勾画了一个倾向性支持某一个政党的选区版图。因此，任何抵制选区划分不公的努力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成果，自由民主国家的彻底改革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约束政客的规则上。
选民最终要对他们选出来的政治家以及这些政治家制定的经济政策负责。我们还应该重新考虑选民在一个运转顺畅的自由民主制度中的合理角色。其中一项有必要的改革，也是我的十点建议中的第八项，就是通过强制投票来解决选民参与度下降的问题。根据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的数据，老牌民主国家“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投票率缓慢但稳步下降”。年11月，美国只有36%的合格选民投出了他们的选票，这是70多年来投票率最低的一次。虽然据估计超过58%的合格选民在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投票，但投票率仍然低于年（当时为62%）。自年以来，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民投票率几乎从未超过60%。
世界上许多投票率较高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加坡、比利时和列支敦士登等，都执行强制性的选举法。其中列支敦士登的投票率为93%，在西欧国家中最高。截至年8月，在经合组织的成员中，有5个国家实行强制投票。在这些地区，投票率接近%。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实行强制投票，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墨西哥、秘鲁和新加坡等。在澳大利亚，选民投票率通常在90%左右。在欧盟成员国内部更直接的对比显示，强制性投票的国家拥有非常高的投票率，如比利时和卢森堡分别为89.6%和85.6%。
相比之下，西班牙的选民投票率为43.8%，法国为42.4%，英国仅为35.6%。大多数情况下，强制投票是通过对不投票的人处以罚款来执行的。通常这些罚款金额相对较小。例如，在澳大利亚，第一次不投票且没有充分的理由是罚款20澳元，之后是50澳元，而在阿根廷，这个数字在10~20比索。很多时候，这种处罚只是象征性地轻描淡写。但是，正如这些国家的选民参与率表明的，即使是小额罚款的威胁显然也会产生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不投票的人确实会面临监禁的威胁，但通常是因为他们没有缴纳罚款，而不是因为没有投票。
对于不投票的其他惩罚措施包括对公民权利或选举权本身的限制。例如，在比利时，选民在至少四次选举中没有投票后，将被剥夺10年的选举权，而且很难在公共部门找到工作。在新加坡，不投票者必须重新申请登记，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投票。在秘鲁，选民会收到一张盖章的卡片，他们必须在选举结束后的几个月内携带，以证明自己参加了选举。这使他们能够从公共机构获得某些服务和物品。在玻利维亚，选举结束的三个月内，选民都必须出示参与投票的证明，才能从银行领取工资。在墨西哥和意大利，还没有正式的制裁措施，但是不投票可能导致日常的社会处罚。
这在意大利被称为“无伤大雅的制裁”，如果你不能出示投票的证据，你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如很难为你的孩子找到儿童保育项目。在不实行强制投票的国家，选民未能在投票中露面会产生另一种后果。不同群体之间的投票率差异可能会影响选举走向，进而影响政策结果。阿德莱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丽莎·希尔针对美国选民未能投票的问题写道：“未能投票的问题集中在已经经历过一种或多种‘失去’的群体中，即穷人、失业者、无家可归的原住民、孤立的新公民和年轻人……这就把更大的投票权转交给了富人，导致政策不成比例地向部分选民的利益倾斜（政客并不傻，他们知道谁是他们的客户）。如果你认为政治不平等和不被代表人群不利于民主，那么美国民主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了损害。”
选民数量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窄，可能导致选举过程更加腐败。17世纪波兰的“贵族”和19世纪初英国“有名无实的选区”问题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在波兰联邦，所有贵族最初都有权给国王投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被波兰贵族中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少部分成员垄断，从而导致波兰王室式微。“年，第一次王室选举吸引了4万名贵族参加，”《经济学人》报道，“到年，这一数字已降至名。低投票率符合显赫权贵的利益，这让他们更容易控制选举，但长期的结果却是掏空了民主共识和国家实力，最终导致了波兰的分裂。”
在年之前，英国的许多议会选区被描述为“有名无实的选区”，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个行政区的选民数量实在太少，以致议员的选择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手中，在任者必然会支持这个人或家庭的利益。简单地说，选民越少，政策就越有可能偏袒少数人。通过建立尽可能广泛的选举基础，强制投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民主的质量，提升了民主的效率，并改善了经济政策的成果。
结语
当然，由许多无知的人主导的民主也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危害。在那些实行强制投票但民众不充分了解情况的国家，可能会成为民粹主义政策的牺牲品，这些政策不利于长期经济的增长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