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25日的上午，周恩来正在接见一批记者，原本气氛很好，却不想有工作人员急匆匆上前在周恩来的耳边说了一句话，只见原本神态自若的周恩来突然之间就变了脸色，并且立刻就将接见事宜交与助手来负责，而他自己则神色匆匆的与邓颖超驱车离开。
当时邓颖超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看到周恩来的脸色那么难看，知道必然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她也不多问，就随着周恩来离开。
在车上，周恩来才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邓颖超：陶行知先生病逝了。
邓颖超心里咯噔一声，悲痛瞬间涌满心间，眼泪差点就落下来，但她还是拼命压下这种情绪，只握住周恩来的手，无声的安慰着。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陶行知就这样病逝了，永远的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国家和人民，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大约上午11点左右，周恩来的车就到了上海爱棠路新村陶行知所住的友人家，等周恩来和邓颖超进屋的时候，陶行知的好友田汉、沈钧儒、翦伯赞、司徒慧敏等以及陶行知的家属都已经围在病床前。
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只不过都没有大声哭出来，只是低低地啜泣着，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欺骗自己：陶行知还没有离开。
周恩来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问，直接走到病床前握住陶行知的手，让周恩来想不到的是，尽管陶行知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呼吸也早就没有了，但是手还有余温，就是这余温让周恩来的心更加的疼，他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一步，没能见到陶行知的最后一面。
周恩来和陶行知相识于年，此前，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并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年10月1日，陶行知回到武汉，四天后，也就是10月5日，陶行知就到八路*武汉办事处拜访周恩来。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陶行知47岁，周恩来40岁，虽然两人之前没有见过面，但也算是神交已久，对彼此都极有好感，因此纵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如同是多年未见的老友般亲切而熟稔。
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地握住陶行知的双手说：“陶行知先生，您好，您环球一圈，做了大量抗日工作，辛苦了。”
陶行知没有想到，周恩来对他如此的热情，如此的尊重，也正是这样的尊重，让原本还有些忐忑的陶行知瞬间就轻松了很多，随即两人坐下来促膝长谈。
陶行知将自己在国外的工作向周恩来做了一个汇报，周恩来则向陶行知介绍了国内的革命形势，并肯定了陶行知在教育上的贡献，表示陶行知多年来提倡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小先生制”在边区得到了推广，边区的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周恩来还欢迎陶行知到边区指导教育和参观。
这无疑是对陶行知的肯定。实际上，陶行知在教育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本身就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14岁就发出“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声音，或许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但已经有了大志向，虽宽泛，他后来却用一生来践行。
他一路读书，辛亥革命时期还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后继续读书并赴美留学，26岁回国后就投身教育事业，改造中国的教育思想，他希望通过教育而非经由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教育救国，而且陶行知立足实际，立志要创造合乎国情之中国式教育。
他与友人发起创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辑《平民千字课》，指导平民教育运动，并于年在南京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希望“招募一百万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由此让全国人民都能接受教育，进而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
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愿景，非心怀天下的人所不能为。其实，古往今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生来仿佛就是要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件大事，为此不惧风雨、不畏生死，虽历经千辛万苦，却始终不改初衷，陶行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晓庄师范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而陶行知也由此获得了著名乡村教育家的美誉。只不过到了年，陶行知和他的晓庄师范被国民*打压，晓庄师范被武力查封，而陶行知也被国民*通缉，不得不流亡日本。
这件事对陶行知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但他在流亡期间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日日泡在图书馆里，不断学习、反思和总结，他想到了旧中国的教育，同时他又想到了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他意识到单纯的教育救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是不符合实际上，教育必须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他开始积极向我*靠拢，响应我*的号召，也是在这一阶段，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陶文濬改为陶行知。
年，红*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陶行知知道后遂与沈钧儒、马相伯等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我*的号召，随后又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不久之后，陶行知提出“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开始推行国难教育，以教育为武器，抗日救国，正式将教育与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结合起来，国难教育所依据的原则就是“社会即学校”，引导大众组织起来，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于是陶行知开始开办大众学校，组织各种的读书会、讲习班、国难演讲、孩子剧团、巡回演讲团以及图书馆，编辑出现各种大众书刊、国难读本、和补充教材等等，推行国难教育。
年的5月，陶行知又参与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成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随后公开支持我*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受救国会的派遣，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声援，并推行国难教育。
等他回国后就去拜访了周恩来，和周恩来的畅谈，让陶行知备受鼓舞，心中更是对自己的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获得了更多的自信。
而且为了将教育与抗战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他又开始推行战时教育，他看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的儿童失去父母、流浪街头，无法接受教育，这让他倍感痛心。
于是年7月，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创办了战时第一所难童学校，这就是著名的育才学校（后迁至合川草街乡凤凰山上的古圣寺）。
在办校一开始，校内就建立了我*的直属*支部，周恩来亲自批示：“支部在学校里要搞好团结工作，首先要帮助陶行知先生把育才办好。”
这是一所极为特殊的学校，也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学生是全国十几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里挑选出来的一百多名难童，这是一所我*当时在国统区不可能办成的学校，陶行知却办成了，而周恩来对此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创办育才学校很难，将育才学校办下去更难。对于育才学校，陶行知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的，从最初创办晓庄师范开始，他就没有领过学校的一份工资，收入都是卖文、卖稿、演讲所得，而且这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用于家庭生活，其余的大部分全部投入到了教育中。
但这些钱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尤其是抗战时期的育才学校，陶行知的收入根本无法独自支撑育才学校，因此他必须募捐和寻找财力支持。
创办育才学校之后，因着陶行知坚决拥护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因此处境艰难，连带着育才学校也受到了影响，国民*当局不仅停发给育才学校的经费补贴，更是想要取缔育才学校。
不过陶行知还是顶住了压力让育才学校茁壮成长，而皖南事变之后，陶行知和育才学校的命运更加艰难，原本很多给育才学校捐款的人都收到了国民*的恐吓信，不敢继续捐款，即便是想捐，也因为陶行知总是被国民*特务盯梢而不敢和陶行知有所联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育才学校的经费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学校师生的生活成了一个大难题，陶行知只能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各处募捐，并寻找好友的支援，为的就是让育才学校正常办下去。
有一次，陶行知劳累过度而生病，夫人看不下去，忍不住劝说：“你为办育才，天天出去募捐，实在太辛苦了，为何不去延安？”
延安当时是无数有志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全国各地有理想的革命青年都奔赴延安，希望为革命尽一份力，在延安办教育，有我*的全力支持，自然事半功倍，陶行知又怎能不知道呢？但他并没有想过要去延安，他对夫人说：
“我若一走，学校的师生都要遭殃，育才学校可能和晓庄学校一样，被蒋介石封闭，我非得在这里顶下去不可。为新中国培养人才，我吃点苦，何妨？”
也有同乡好友看到陶行知太过辛苦，劝他将育才停了，再做别的事情，但都被陶行知拒绝了，无论如何，他都会让育才办下去，尽管他的身躯算不上伟岸，但他依旧用双肩撑起育才的未来，他表示：“育才学校应该再磨难里成为一个英勇的文化作战集团。”
正是有无数如陶行知这样在艰难环境下依旧不肯妥协并负重前行的人，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当然，陶行知也并非孤立无援，他还有很多好友或经济或精神的支持，而且陶行知和育才学校还有我*的支持，自育才办校开始，周恩来就对育才学校很重视，不仅给予物质上的支持还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曾数次和邓颖超亲自到育才学校，给予直接的关怀指导，周恩来还亲自做过演讲，他对育才学校的孩子说：
“你们这些孩子，大都是从战火纷飞的地方辗转流离，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能够在育才学习是最幸福的。你们都是科学家或艺术家的幼苗，扎根在这块教育的园地里，有着像陶先生这样的园丁精心培养，一定会长成像凤凰山的参天大树一样，成为建设国家大厦的栋梁。”
这是在精神上鼓励育才学校的师生，要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去。而在经济上，周恩来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曾亲自拿出元为育才学校购置体育器材，邓颖超还将在延安纺织的毛线衣送给陶行知御寒，两人曾几次带着物资和捐款前往育才学校慰问师生。
在陶行知和育才学校最难的时候，周恩来和董必武派专人送来了毛泽东在延安号召解放区*民开荒生产的一套照片和两斤延安毛线，这是我*对育才学校的深切关怀。
陶行知看了后深受启发，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组织了以育才*组织负责人为首的五十人垦荒队伍，带着工具到离学校不远的澄江镇马家沱后山开荒，办起了农场，种粮食种果蔬，这让育才学校实现了自给自足，硬是渡过了难关。
对此，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夫人曾在《育才学校》中说育才学校的物质条件是可怜的，学校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是这所学校又是很丰富的，教师们和孩子们都是愉快的，是充满信心的。
是的，尽管条件很艰苦，尽管处境很艰难，但是育才学校还是在狂风孟浪中稳住了航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抗战结束后，中共南方局和八路*驻渝办事处撤离重庆，周恩来指示将办事处的房屋、全部家具和图书等物资都赠送给了育才学校，在离开重庆的时候，周恩来还特意叮嘱地下*员：
“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把育才学校坚持办下去，只要你们把育才学校支持存在下来，就是完成了你们最大的任务。”
这是周恩来对育才学校的期许，也是陶行知一直以来的坚持。年4月，为育才迁校问题，陶行知携夫人离开重庆，前往南京、上海，并在南京梅园与周恩来畅谈，随后陶行知积极奔走在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第一线。
在接下来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陶行知不顾特务的破坏和威胁，到各大中小学和工厂进行了一百多场演讲，发表了《小学教师民主运动》、《新中国之新教育》等文章，由此被国民*特务视为眼中钉，被列入暗杀黑名单，并且还排在了第三名，而排在他前面的就是李公朴和闻一多。
7月12日，李公朴被害，7月15日，闻一多被害，接下来很可能就是陶行知，陶行知的好友翦伯赞打电话告知陶行知，让他提防无声手枪，周恩来在悲痛之余也专门派陈家康到陶行知的住处，提醒陶行知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是陶行知并不惧怕死亡，他甚至自称黑榜探花，表示要等着第三枪。
他是真的做好了为民主献身的准备，他在7月16日给育才学校的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他已经做好了为民主牺牲的准备，并在最后就新中国的新教育提出了五项修养：
“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
这是陶行知写给育才师生的最后一封亲笔信，是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对育才师生的深情激励，也是对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期许。
他不怕死亡，但怕很多事情来不及做，因此他一方面做好了为民主而牺牲的准备，另一方面又在拼命的工作，夜以继日地整理他的诗篇和文章，与好友谈论局势，为和平做最后的努力。
原本陶行知多年以来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身体早就被拖垮了，又遇到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暗害的事件，心中悲痛万分，受了很大的刺激，再加上国民*特务在调查他的行踪，让他不得不寄居在友人家中。
这种种的遭遇，又劳累过度、营养不良，以至于7月25日一早，陶行知在友人家中突发脑溢血，没能抢救过来，因着病发仓促，陶行知在临终前未能留下只言片语。
周恩来怎么也没有想到，前不久还在一起畅谈，他还希望陶行知先生能在新中国继续为教育事业做贡献，转眼间陶行知就病逝了，而病逝的时候陶行知才55岁，这让周恩来如何能接受？
素来冷静自持的周恩来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从眼角滑落，他也顾不上拭去，只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说：
“陶先生，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我们一定要争取全面地、永久的和平，并实现民主来告慰你，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至最后一息，陶先生，你放心去吧。”
说完这句话，周恩来才转向病床前的人，详细了解陶行知病逝的情况，因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赶回南京，周恩来没有多待，离开的时候，他抓住田汉的手，对大家说：“你们都得保重啊，文化界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再牺牲不得了。”
随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回到了南京，原本当天下午，周恩来是要和马歇尔进行会谈的，在过去的7个月时间里，我*为争取真正的和平、民主，周恩来与国民*和美国*府代表马歇尔之间已经展开了多次会谈。
而这一次的会谈，周恩来也是做好了准备的，但因着陶行知的病逝，周恩来心中悲痛，精神不佳，自知很难集中精力和马歇尔进行会谈，遂电话告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推迟了会谈的时间，表示当天晚上会在家中休息。
随后周恩来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发去电报，周恩来在电报中说：
“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的*外布尔什维克。”
中共中央接到电报之后，也被这个噩耗震惊了，延安上空都弥漫着低气压，谁也没有想到，陶行知就这样突然病逝了，他的病逝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联合署名唁慰陶行知家属：
“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廖承志等也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向陶行知家属致唁：
“伟大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战友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实为中国人民大众*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最大损失。”
写在最后：
关于陶行知先生的一生，私以为其好友沈钧儒的评价最为恰当：
“我所知道的范围太小太狭窄，我实在不够来写陶先生。但是，世人称陶先生是什么思想家，什么人民教育家……我也觉得不够象征陶先生的伟大，象征陶先生的伟大的，只‘陶行知先生’五个字足以当之，所以我题陶先生的墓碑，只是：‘陶行知先生之墓’。”
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