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巾帼不让须眉。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这些台籍女性并未被生活的困苦与挫折所击垮。不论医生、护士，还是家庭妇女，她们抛开各种外界的质疑和困扰，或积极参加台湾义勇队，或到前线协助家人从事战后工作;不论是因为客观上的生活需求，抑或由于主观上的自我实现，她们都积极努力地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为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台籍女性参与抗战的方式及其贡献
1.参加台湾义勇队
曾慧英是首批申请赴浙参战的留闽台胞女性之一，也是台籍女性中积极参与抗战的典型代表。曾慧英自年从台湾来到福建，其职业为助产。在曾慧英的呈请书中，她这样写道:“窃氏现年39岁，前因倭奴搅乱祖国以来，民二十七年奉命集中来崇经过年余(因倭奴搅乱祖国以致奉命集中到崇以来经过年余)，辗转维难，愤气填胸全无泄发。当此抗战时期忍吞声色，幸得浙金义勇队实现，氏得此机会誓于前方效力，听候吾［国］*府发落否得该队救护工作，氏之目的可达，情出至诚不已沥情”。不难看出，曾慧英对于加入台湾义勇队参与抗战有着很强的自主性和目的性，同时对自己参与抗战的方式也有明确的规划。除了受过一定高等教育的医护人员外，积极申请参加台湾义勇队的台籍女性还有许多从事工商业等职业的普通女性。年6月30日，李友邦致函福建省*府称:“近有留崇台胞李瑞成等14人，台童朱炳源等20名屡次来函要求参加本队工作，……希钧座俯念其爱国热情，准其离崇赴浙，参加抗战工作，俾其夙愿得遂。”按崇安县*府报送的申请赴浙台民名册，这批要求参加台湾义勇队的14人中，女性有4人，其中2人从事医业，2人从事工业。从其“屡次”去函申请加入台湾义勇队的行为来看，这些台籍女性对于参加抗战的心情也随着战事的紧张而日益急迫。
2.作为台湾义勇队眷属
支援抗战崇安县*府在安置好留闽台民后，曾有计划地实行台民教育，其中就包括针对台籍女性的护理培训。年5月23日，崇安县*府制定了安置台湾籍民的初步意见，并提出若干条具体管理办法，包括将台民编为少年队、壮丁队、妇女队，其中妇女队“受护士训练、由卫生院负责”。年2月，崇安县*府组织“实施台民教育，特筹设专设战时民校两所，将所有失学台民少壮男女及儿童分为成人、妇女、儿童3班教学，统共就学人数余人。”因此，集中崇安的很多台籍女性由于在崇安期间受到县*府组织的专门训练，具备了一定的医护工作能力，为其赴浙协助家人一同抗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台湾义勇队队员家属，在亲人前往浙江参战之后，也纷纷向福建当局提出赴浙协助家属一同作战的申请。年6月5日，李友邦为台湾义勇队队员邓秉仁(东介)出具保结，向福建省*府“保得林美良并其长子邓扬秋、次子邓晓钟、女邓令宜、次女邓彩霞计5名前往浙江省云和县战时儿童保育院，随其夫邓东介帮忙保育院内医务工作”。这些台籍眷属的到来除了让台湾义勇队的队员们能全心投入抗战之外，也对全民抗战的宣传工作起到了加持作用。
二、台籍女性赴浙参战心态分析
1.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抗日战争让台籍女性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唤醒，民族意识也在逐步增强，她们在努力投身解放沦陷国土的过程中也在努力解放自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随着抗战得到升华。在曾慧英呈请加入台湾义勇队的申请书后，附着一份履历表，在履历表的最后两行“对于祖国抗战目的”和“对于台湾革命意义”，曾慧英所填为“成功彻底胜利”和“拥护祖国抗战胜利、台湾革命成功”。对于曾慧英积极主动申请加入台湾义勇队的举动，崇安县县长刘超然给予极高的评价，其批示“该台妇深明大义、请缨杀敌、为国效劳，殊堪嘉许，所请应予照准”。事实上，“我台胞能参加祖国抗日战线，竭其绵薄，遂其夙愿，饮水思源”，正是由于台胞深植内心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这种精神不分地域、不分性别。
2.生活需求与精神寄托
自年开始陆续有台胞追随李友邦赴浙参加台湾义勇队，其中大部分是青壮男性，因此留崇台胞中老弱妇孺的比例日趋上升。据崇安县垦务所于年1月给福建省振济委员会难民生产事业管理处的呈，“垦荒台民余人……经先后设立樟脑厂、医疗队，收容壮年男子，老残则长期经费救济，孩提设所教养，是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育。所余妇女48人……”，而这48人中，有16人是台湾义勇队队员家属。随着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前往战地加入抗战，这些普通家庭妇女也纷纷向当地*府提出申请到前线，随同家人并肩抗战。台湾义勇队队员邓秉仁于年2月赴浙江参加台湾义勇队，随后被安排在云和县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第二保育院担任医务。其妻林美良带着四个未成年子女(长男邓杨秋、次男邓晓钟、长女邓令宜、次女邓彩霞)独自在崇安县谋生，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苦于孤苦无依、水土不服，林美良便于年3月向福建省*府提出带着四个孩子“前往云和与氏夫共同聚处，且可互相照应”的申请。这部分的台籍女性以家庭妇女居多，在此前多无谋生技能，一时间需要独自肩挑生活重担，被编入垦荒，同时兼顾家庭育儿，让她们实在难以承受。她们中大部分“过去在原籍所过生活闲散、闲居，自集中垦荒以来，亦仅有垦荒之名，而无垦种之实……确系毫无耕作能力，无可勉强”。因此，前往前线随同家属协助抗战，既可以“顾及全家之团聚”，又可以做一些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无疑是更合适的选择。
3.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
抗战的全面爆发让留闽的台湾籍民陷入尴尬的境地，而福建当局对台湾籍民的集中“监管”更使得这些台胞开始产生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甚至否定。由于金门、厦门的相继失守多与台籍医生有很大关联，因此福建当局对于台籍医生的不信任感贯穿抗战始终。对于台籍医生的保释申请、回复国籍的申请，福建当局多以“未便照准”回应，或要求当地*府“予以严密监视”。这些包括女性在内的台民群体对于自身身份“归属感”的缺失，是其努力跨越原有身份禁锢参加抗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崇安县台湾籍民中，“以医生为最多，农工次之”，其中不乏女性。根据年6月崇安县*府对台湾籍民职业统计，能工作者人中有52人从事医业，人数占到1/3以上。而据崇安县垦务所对编垦台民中医生的登记表，13名台籍医生中就有3名女性医生。
这些医生多半“在台湾的时候，由于没有营业执照，被日本*府和台湾医务界歧视和排挤，先后回到福建，在闽南的漳州、泉州一带开业，不幸又被当地医务界占优势的英美派排挤，因为他们的业务属于德日派。”然而，集中崇安后，崇安县*府将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台民进行编垦，这些一直以来从事医业、商业的台民，尤其是很多家庭妇女不得不从事自己毫无经验的垦荒劳作，其结果可想而知。正如崇安县垦务所呈中所言，“所垦荒地仅54亩，收获作物大麦市斤，小麦市斤，花生市斤(花生前或有估计可收万余斤，价值数千元，后经收采，大半空壳无实，品质至劣)，总值余元。……过去所以能维持生活，全赖伙食贷款救济，迨至八月伙食贷款期满，费用无着，问题遂生。”他们在崇安所从事的生产，无法充分体现其自我价值，甚至到后期不得不依靠*府救济以维持全家生计。因此，对于自身能力的否定和“自尊感”的失去，是其努力通过抗日救亡寻找实现自身价值的又一重要原因。
结语
在李友邦的鼓励和带领下，台籍妇女们利用自己的所能，积极申请赴浙参加台湾义勇队，或以台湾义勇队队员眷属身份协助家人参战，以自己的方式坚定地投身到抗日复台的活动中，并为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